平淡无奇的散文年代无限延伸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2009—2011年作品展序

  

2009年的某日偶读李泽厚先生的文章《哲学探寻录》，其中所述与我这时期的创作思路颇多相符之处，遂摘李先生文中之句“平淡无奇的散文年代无限延伸”作为我这一时期系列作品的题目。

“散文年代”按李先生之言，就是“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平淡而琐碎的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，没有英雄的壮举，也没有诗意的豪情”。中国的近现当代史，大体可有三个阶段的概括：近代厉兵秣马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年代；建国后以诗歌为代表的浪漫理想主义年代；随着改革开放，在商品大潮的推动下，便进入了平淡无奇的散文年代。文革之后，对知识的渴望，七八十年代兴起了“美学热”、“文化热”，哲学、美学、文学等成为那一时期人们迅速补充的思想维他命。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、“知识改变命运”成为那是人的信条。于是在此时期前后存在着两个极端：一是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，高唱阶级斗争的赞歌，“神州大地皆尧舜”的泛道德主义的泛滥；另一个是知识对人的异化，把知识抬高到宗教的位置，由此产生个人高度理想主义倾向。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异化极端是把“人人”都变成“神”，而个人理想主义带来的异化极端是把自己变成“神”。诗歌成为这一时期空前的文艺创作形式，“神州大地皆诗人”，也承载了人们对主体自由、精神家园的追求与向往。“圆明园文化现象”也是这一时期的现象代表，自发聚集的艺术家，使圆明园成为追求自由、自我放逐的精神之地。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现象，冠之以类似于魏晋名士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名头，不过内里也充斥着饥饿、沉沦与出卖。“意识形态”或者“文化”成为第一位的，“人”而退居次席，否定了以人为本，“人能弘道，非道能弘人”，这是这一时期两个“知识／权利”结构对人的异化。

改革开放，把人的生活重心从对“意识形态的归属问题”的争吵，转移到“赚钱”更为实用的实际目的。工业文明、商品经济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的东西扫荡了个干净，却也带来了另一个“知识／权利”结构，即“人”过度被物质异化。资本正以巧妙的方式实现着对文化的绑架，文化变成消费品，人也在潜移默化中被奴役。“金本位”的商品社会，是以“贫富”论英雄，文化格调也进入了以名牌与香氛、红酒与咖啡所泡制的小资小调的散文年代；消费文化带来了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”的荒诞与美丽、没落与无奈，穿着“皇帝的新装”，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，没有神圣与崇高，惟有此刻的暧昧与放纵，即所谓的“快乐”。我们这时代，是否会开出如波德莱尔的《恶之花》？以对抗这庸俗的市侩式的生活方式，这就不得不强调一下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。在英雄史诗年代和个人理想主义年代的基本符号“红色”、“激情”、“革命”、“英雄”、“理想”消失之后，当诗的激情被散文态度取代之后，当精神家园因利益分配而日渐荒芜之后，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，理性的启蒙与重建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，有几个方面可以探讨一下：

1.传统的复兴。首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复兴。受前两个时代的影响，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气氛影响，形成了非此即彼、非好即坏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一元论思维方式（当然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，如冷战思维、意识形态的强化、泛道德主义对人的强化等）。传统的思维方式的优越之处，是不拘泥于“质”与“量”、“好”与“坏”、“是”与“非”的绝对分别，而在于对“度”的把握（“过犹不及”《论语》），这是跳出极端在宏观上对事物的把握。从肯定的角度便是儒家的“中庸”（“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《中庸》），从否定的角度便是道家的“无为”（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”《老子》），两者实为一事，只不过是镜子的正反两面，只是不同角度的不同解读（“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，天下何思何虑？”《周易》）。大而化之，对事物不做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判断，而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加以利用。这种开放、包容、变易、灵活的思维方式，造就了我们的文化强大的适应与内化能力。这也是世界各大文明（如四大文明古国）惟有中国文化无断代延续的内在原因。

2。理性的建设：公共价值体系的建立。以前的社会至少有个“礼”制来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，个人（温良恭俭让）与社会（仁义礼智信）都有原则可言。当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张扬的时候，公共社会如何维持？公民意识的培养等问题（如“排队”这个老问题）？这就需要良性规则与秩序的建立，以抵制各类“潜规则”的泛滥所形成的各类圈子的“家长制”与“关系学”， 使有能者居之。“情商”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，我相信这也是只有中国国情才诞生的概念，我们传统以亲情血缘关系建立的宗法制，扩大来便是情感的社会关系学，好的一面是人与人之间增加了温暖的人际关怀，不好的一面是成为达到目的的利益手段，并且是一条捷径。这就需要教育与法制的健全，消灭“情商”概念，以免大堤溃于蚁穴。

3.通往自由之路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痴言“艺术的终极目的，无非是探讨一种无论贫富贵贱，人都可以诗意的栖居于大地之上的生活方式”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“官本位”的古代社会，艺术家是在政治与现实之间探讨这条路。在“一切向钱看”的“金本位”的当代社会，我们是否可以在商品化与现实之间探讨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？当宗教、道德的公信力下降，已经失去了以往对人的文化心理的塑造，是让人回到动物世界，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社会中展现他们的动物凶猛吗？写到这里想起了孔子所言的“君子”的概念，《论语》中对“君子”的解释是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君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，“文”是指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塑造，使人脱离一般动物性；“质”是强调了一下人的动物性本质，当文与质达到一定的平衡，才是“君子”，这就是“人性”的概念。人不是纯粹的动物，也不是纯粹的神，过度的强调“文”，会把人导向神，过度的强调“质”，会把人导向牲畜，都是对人的异化。所以“君子”这个概念，放大之后便是治国要有文治武功，缩小至个人也要文武兼修。而当代社会可以代替宗教、道德者，就只有“美育”了。蔡元培先生当年“美育代宗教”的呼吁，在当时的动乱年代，更多的是一句口号，而在当代相对和平、物质相对充裕之后，便有了为之实现的土壤。以美学为根基，塑造人的内在主体性（人性），从而开出属于当代的“美之花”。

纵观历史，都不会存在一个完美的时代，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从容与光荣的一面，也有其堕落与荒诞的一面。写下这些文字，心中也有些许惶恐，历史在偶然中行走，却也有其必然的历程，一介书生的荒唐数言，只可为牢骚之句，“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”了。也唯恐这唐·吉诃德式的不合时宜的英勇，而与人讥笑。况且历史自有其进程，这或许是不必要的杞人忧天，亦或是无聊的庸人自扰，又或是无趣的痴人说梦。然而与其在美好的期待中幻灭，倒不如记之以成文，也算是“聊作无益之事，以遣有生之涯”了。

曹喜丰

2012.3.3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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